好文共赏：黄金时代—80年代的大学、学人和精神生活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22:09 编辑黄金时代——80年代的大学、学人和精神生活 原创 罗锐韧嘉南堂读书笔记
2025年10月11日 16:36 北京 459人 星标
我是幸运的。20世纪80年代，那个被誉为中国的最好的时代，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常常有年轻的朋友问我。我回答说，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追求知识与真理的时代，是一个探索祖国文明与富强之道的时代。我常常向他们推荐徐晓的《半生为人》，也常常推荐北岛的那首诗《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虽然他的下一句是：“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一）我的梦无关文学和爱情。1986年某个冬日的下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3101教室听“价格双轨制”的设计者、经济学家华生的一场报告会，华生的演讲让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我热血沸腾，我把他的一段话工工整整抄在笔记本扉页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我的学术热情被点燃，偷偷给自己订了一个现在看起不知天高地厚的目标：做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就是18岁的我们，那时，我们尽情探索人生的边界，我们想知道自己的能力能扩展到哪里。多年后，我发现华生与我同居一个小区，有两次散步时还偶遇过。华生一定想不到，他当年的一次演讲曾经激励过与他擦肩而过的这个油腻的中年人。被激励的肯定不止我一个。2004年，我在《经济学随笔》（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序言中这样写道：“1986—1992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生重大思想变化与起伏的几年。我记得，当时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学爱好者，都怀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都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专业与伟大的经济变革相结合。”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资料，到大三时，人大图书馆财经阅览室的相关图书都被我囫囵吞枣式地啃了一遍，读得最仔细的当然还是入门读物，梁小民的《西方经济学导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都快被翻烂了。当时人大仍然以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非经济学专业并不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作为工业经济专业的学生，我去经济学系蹭了一个学期的微观经济学课程，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友善。1987年夏天，人大和福特基金会合作，面向经济学专业的青年教师和硕博士生开设经济学高级课程，授课教师以美国教授为主，英文教学，这就是著名的福特班。我成功地混进去几次，虽然听不太懂，但还是坚持听，直至被人轰出去。课间休息时，还跟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华裔教授聊了两次，后来才知道，这位温和的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遵义。80年代的人大校园，充满浓厚的求知欲。或者说，正是这种氛围熏陶与激励了我们。那是一个刚刚开放国门的时代，思想的禁锢刚被打破，所有人都如同走出柏拉图洞穴的囚徒，贪婪地享受着刺眼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都成为大家交谈的热点。刚入学不久，我们宿舍的郑春海与本系83级师兄发生冲突。第二天，系里组织了批斗会，各年级各班都派代表观摩。在会上，我们班另一个同学李军主动发言，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析郑春海的行为，侃侃而谈，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惭形秽。第二天一早，就跑去图书馆找了一本弗洛伊德的书。8年后，我和郑春海、李军共同创业，聊起当年的“批斗”发言时，李军笑嘻嘻地说：“头一天晚上，我刚刚读了弗洛伊德，这也是第一次读他的书，现学现卖。”与这种氛围相适应，同学们自办的社团如雨后春笋，我加入了新思社。连我们宿舍都成立了一个小组，名叫“418研究组”，418是我们宿舍的房号。桂朝晖和我是这个小组的骨干，主题是“趋同论”：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会愈来愈趋同。熄灯后的宿舍，更是成为卧谈会，争论激烈，有严肃的，比如说中国该向何处走；也有不严肃的，例如电影明星盖克应不应嫁给德国人，楼里的姑娘谁最漂亮，等等。在学生食堂门口，常有同学叫卖各种油印的小册子，或是某位当红学者的论文，或是自己的作品，每份1元——这并不便宜，我每日伙食费的预算就是1元，所以每次购买时，我都会犹豫半天。当时，每逢周三和周六，人民大学都有学术讲座，涉及哲学、财经、政治、文化和历史等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报告者大部分都是校外的知名学界人士，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比较有影响的人物都曾经登上过人大的讲台。所有这些报告者，除了清茶一杯，不会收受任何报酬，绝无现在的出场费之说，更不存在所谓的“知识收费问答”。有时，我们会面临幸福的烦恼：同时会有几场让人期待的讲座，分身乏术，这时我们宿舍的同学就会兵分几路，事后再互相交换讲座笔记。最吸引人的当然还是辩论会：每过一段时间，人大会围绕某一个重大主题，邀请观点对立的双方标志性人物同台竞技，例如1988年夏天吴敬琏的市场派vs吴树青的所有制派，1989年春天荣剑的自由主义vs吴稼祥的新权威主义，台上唇枪舌剑，台下是掌声、笑声或嘘声、跺脚声，热闹非凡，好不过瘾。远志明的《河殇》关于黄色文明（农耕文明）和蓝色文明（商业文明）的论述，更是让所有人都投入到激烈的中西文明大辩论中，一时间，课间、食堂、宿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河殇》，历久不衰。关于80年代，关于人们对它的赞美和怀念，刘瑜在为《半生为人》第3版所作的序言里有过精彩的描述：“与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相比，那好像是中国人唯一真正抵达谦逊的时代——之前是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的革命激情，之后是大国崛起的豪迈与自信。只有80年代，短暂的80年代，人们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无知，脸上的表情是羞怯与赤诚”，“这些‘80年代人’好像是一群刚刚从山洞里爬出来的远古部落，外部文明之光芒令他们惊骇。他们贪婪地阅读、热烈地表达，迫不及待地分享他们的每一个发现”。（二）80年代，是“官商不分”的时代，也是“官学不分”的时代，前者屡被诟病，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后者则是一股清流，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之幸。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急需了解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的人才，经济学成为经世之学。更重要的是，时任总经理乐于倾听年轻人的声音，也愿意重用年轻人，许多年轻学者成为他的正式和非正式智囊，大批青年学者直接参与政策调研和政策制定工作，有的身居要职，许多重大改革政策出台的背后都有年轻学者的影子。同时，政府官员也越来越多地走访大学和研究机构，频繁地与学人们沟通。国务院农村发展所、体改委体改所、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所等单位成为官与学的中间机构，这就是80年代独特的官学不分现象。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是这种官学合作的典范。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被称为“第二党校”，其创建宗旨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干部，其专业设置几乎完全对应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财经专业。许多人大的校友官居要职。这样，在官学不分的潮流中，人大和人大校友处于特殊的地位。受益于此，我们在学校能够经常听到政府高级官员的报告会，虽然每一位官员在报告会伊始都会再三强调所有讲话仅仅代表其个人观点，而与其服务的政府机构无关。这样，我们能够及时掌握中国改革与开放的一手信息，了解政策走向，的确受益匪浅。例如，在人大时，我至少听过陈锡文的三次讲座。1988年冬天，甘华鸣担任我们班《工业企业生产和科技管理》课程的授课老师。老实说，对这门课，我实在没有太大的兴趣。甘老师讲课时，我一般会埋头写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有一次被他抓了一个正着，文章也被没收了。甘老师看了看文章，说道：“文笔不错嘛。干脆，你帮我写点东西吧。”这样，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系统学*和研究股份制，奠定了我的专业研究方向。他当时正在策划中国第一套股份制丛书，编委都是对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感兴趣的政府官员和大型国企负责人，有王波明、高西庆、张晓彬、贺阳等人，他们大多身居高位，但对学术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新知识兴致盎然，甘老师和我则是写作的主力。1990年春天，我去找王波明办事，他当时是联办的负责人。完事后，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向他推荐甘老师和我刚翻译完的米恩斯和伯利的《公司与私有财产》。他好像不知道这本书，我说，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伯利是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呢。他瞪了我一眼：哥大教授多了去了，我哪能都认识。14年后，这本书终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多次加印，并收入《汉译世界名著》系列。刘鹤是我们系的毕业生，甘华鸣的研究生班同学，还在系里短暂任教过。大二时，我们正在学《工业经济概论》。轮到产业政策这堂课时，老师直接请来了刘鹤，他当时在国家计委产业司任副处长。刘鹤骑着自行车匆匆从三里河赶来，两小时后又急匆匆地骑车赶回去上班。他的课非常精彩，逻辑清晰，条理分明，令人印象深刻。多年后，这位骑车来人大给师弟师妹们义务授课的大师兄，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经理。我第一次读林毅夫的论文，是1987年，那篇文章用发展经济学原理解析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相比于他的文章，他的传奇经历当时更让人好奇。后来，我陆续读了他发表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他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外，是他对国家和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这也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但在林毅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06年，我终于见着了他本人。当时，我任会长的全国工商联书业商会举办一个论坛，需要一个重量级嘉宾，经全国工商联领导协调，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林毅夫答应拨冗出席。会议当天，他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我陪着他闲聊，讲起80年代读他的文章，他谦虚地说，那时的有些观点并不成熟。我说：“您可以坐着发表演讲，不用站着，太累了。”他严肃地说：“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从不坐着讲课，这是我对自己的职业要求。”原以为林先生的主题演讲只是些泛泛而谈，听完演讲后我大吃一惊：在演讲中，他大量使用了中国图书行业的数据，有理有据，明显是花了不少时间做功课，林先生的认真让我对他的敬意陡增了几分。后来，在全国工商联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能经常碰见林先生，每次打招呼或简单地聊几句，他永远谦和地微笑。不久之后，林先生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我读到了他的更多的著作和文章。卸任回国后，在与张维迎的论战中，林先生让人再一次感受到他的冷静、理性与温和。在这场论战中，我当然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先生，在《兰格论战、科斯与苏联》一文中，我写出了支持的理由。这些年，与一些政府官员闲聊时，他们都说现在公务太忙，实在没有时间读书。这时，我经常会想到80年代的官学一体，感慨万分。（三）坦率地说，当时我对学术的刻苦与钻研，部分出于热爱，部分出于成名成家的迫切愿望，带有某些功利色彩，这可能是所有小镇青年都难以避免的通病。“奋斗”是我的日记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刘禹锡的那句诗更是我人生的座右铭：“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当我终于明白好学问不应该掺杂任何功利因素时，那已经是40岁之后了。1987年，大学一年级暑假，我去湖北麻城县人民银行做社会调查，写了篇调查报告，发表在湖北银行系统一本内部杂志上。这当然算不上是学术成果，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还是非常兴奋，揣着收到的5元稿费，在食堂美美地吃了几顿红烧排骨，当时人大食堂的排骨七毛五分一份。1988年寒假，我为人大外经所撰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世界经济发展》。经校团委推荐，这篇报告代表人大参加首都大学生科技节评选，获得了优秀奖，也是唯一的社会科学奖。我借了同学的西服和皮鞋，对门宿舍的包林生帮我系好了借来的领带，参加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典礼，给我颁奖的是时任市团委书记强卫。拿到500元“巨奖”后，我买了一箱北冰汽水送到校团委，时任团委书记的吉林还推辞了半天。不久之后，以这篇报告为蓝本，针对当时流行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我写了一篇论文《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质疑》，投稿北京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不久之后，收到通知，论文入选。参加论坛那天，我忐忑不安，因为我做假了：论坛要求投稿者必须是硕士生及其以上，我当时是大二本科生，投稿时谎称博士生在读。当我鼓起勇气告知组织者真相时，他们哈哈大笑道：“没关系，论文够博士生水平就行。”演讲比我预想的还要成功，甚至可以说是轰动，刚走下台，就被媒体记者围住，如同做梦一般。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头版就刊发了我的论点。半个月后，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用半个版面介绍了我的说法。两个月后，后知后觉的中国人民大学校报用一个整版刊发了对我的专访《何日逼云端，无愧梦少年》——这句诗，是我黄冈中学的师兄王光明为我写的中学毕业赠言——这下子，我总算“出名了”，这可能挽救了我的生命——当时，我对所谓的“成功”有一种病态的痴迷与疯狂，曾在日记里发誓，如果我在20岁时还不能混出点名堂，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距离20周岁还有4个月。虽然有着功利之心，但对于学问，我还是有着自己的基本底线：不说违心之语，不做违心之事。1988年夏天，我完成了一篇自己最满意的论文《返回凯恩斯》，认为凯恩斯最伟大之处不在于其著名的通货膨胀政策，而在于他是经济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并论证市场存在内生失衡性的经济学家，这也意味着，马歇尔一般均衡模型或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在真实经济世界里并不存在，这颠覆了经济学的基本范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国内还是有些创新的。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投稿后不久，主编胡老师约见了我，说论文可以发，但要增加一部分内容，反对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胡老师的要求其实有特殊的原因。那个夏天，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正处于闯关阶段，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因为与我的本意相违，没有丝毫犹豫，我拒绝修改，论文也就无法发表了。1990年秋天，我参加人大研究生论文比赛，初定一等奖。因为文中多次引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说法，复审时，评委会主席卫兴华教授认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提议将我调至二等奖。心高气傲的我自然拒绝领奖，为此，吉林还好意劝了半天。思想独立是80年代留给我的最宝贵财富，我也一直为此骄傲。这些年，我的读书笔记系列之所以都在香港出版，就是因为不接受国内出版社提出的意见，拒绝删改某些“敏感内容”。我曾经这样写道：我不会是任何人和任何著作的思想奴隶，任何观点都要接受我的批判性过滤。我可以喜欢某个人，但我绝对不会接受这个人所有的观点，更不会因此崇拜某人。我可以不发声，但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发出违心之声。当我赞扬或批判某人、某事或某物时，那是我内心深处的真诚的赞扬或批判，尽管我的赞扬或批判未必正确。与伊拉斯谟一样，我不愿意“选边站队”，这固然有我不愿意得罪朋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选边站队”会破坏我珍视的、引以为傲的独立性，因为我可能同时不赞成双方的观点。（四）1988年的一天，《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贾老师问我，想不想去拜访金观涛先生，我当然喜出望外，连连点头。在那个时代，金观涛先生是我们年轻人的超级偶像，那是一个崇拜思想而不是财富的时代。金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年轻人思想启蒙的教科书，一时洛阳纸贵。他对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和英国光荣革命的分析，让人醍醐灌耳。拜访定在某个夏日的午后，地点是金先生在中关村的家。应门的是金先生。可能是刚午睡起床，身穿横格T恤的金先生看起来还有些懒洋洋。金先生和夫人刘青峰先生首先看了看我带过去的文章，3个小时的交流，没太多讨论文章本身，谈得更多的是学术态度和学术规范。“你这么早就发论文？”，金先生不是在夸我，而是在批评我的急功近利，这让我有些难堪。“学问要坐10年冷板凳，当年我和刘老师在贵州插队时，读了10年的哲学和历史，但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看出了我的不以为然，接着说道：“另外，你文章中所有的数据和观点都没有出处，这不符合学术规范，是做学问的大忌。”在此之前，我确实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规范的训练，没有引证，没有注释。我当时曾写过一篇论文《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亚太经济时报》的约稿，《经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载和广播摘要后，影响不小。半年后，北京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员费尽周折找到我——因为《经济日报》转载时，把我的名字误写为“罗锐初”——他们正在做一个汽车产业的国家级课题，我的观点与他们一致，但其中有一个数据与他们掌握的差别较大，他希望知道这个数据的出处。反复追问之下，我只好实话实说：“那是我编的。”闻者一脸惊愕。所以，是金先生给我上了人生第一次学术规范课。不久之后，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次知道一条注释竟然可以写上几千字，大开眼界。逐渐地，我越来越认识到注释的作用，也越来越喜欢写注释。硕士毕业论文的注释有8000多字，《西方兴起的历史细节》第1卷的注释更是接近10万字。有朋友说，我写的部分注释比正文更有趣。这一切当然归功于金先生。这些年来，虽然年界已高，金先生仍然笔耕不断，常有新作问世，我也一直阅读和学*，有时在写作时也会引用他的观点和材料。说实话，我并不认同金先生现在的部分观点——这可能是我没有能够真正读懂，对他的分析体系也有些疑虑。但金先生对学术和真理的热爱仍然让我感动，他的每一条注释都精彩绝伦。我想，如果有机会再次拜访金先生，如果我提出自己的异议，他一定不会责备我，他一定会欣慰和欢喜，他不需要我认同他的观点，只需要我认认真真做学问、踏踏实实做人，对得起学问，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那个时代，乐于指导和提携年轻人的当然不止金先生。1987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风靡一时，恰巧我又选修了吴晓求老师的《紧运行理论》，这让我错误地认为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有一次，吴敬琏先生来人大开讲座，讲座结束后，我跟他争辩起这个问题，吴先生不客气地说：“我建议你重新读一遍经济学第一章，重读供求曲线与价格函数。”看着窘迫的我，吴先生语气缓了缓 ：“我们还是要相信基本常识和逻辑，不要太相信所谓的新奇理论或新说法。”几年后，读研究生时，导师邓荣霖先生给我的建议是“尊重常识”，这与吴先生的告诫同出一辙。临走时，吴先生掏出自己的名片，拍着我的肩说道：“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打电话。”吴先生和邓老师的教诲对我影响甚大，此后我成为一个坚定的常识论者，在商业上也同样如此。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受过前辈们的指导，后来也许他们并不是都从事学术工作，但年轻时对学术和真理的热爱，一定会给他们的精神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记。这样的人生何其幸运与美丽！（五）常常有人问我，你的兴趣怎么从经济学转到文明史和思想史的？我回答说，可能是因为自己知道没有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希望吧。这当然是开玩笑。让我兴趣发生转变的是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H.科斯。我第一次知道科斯和科斯定理是1990年，随后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他唯一的一部英文版著作《企业、市场与法律》。我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中记载了我的思想震撼：我用最短的时间通读了科斯的这本著作，第一感觉是震撼和新鲜。当时经济学的数理化或模型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可能是我数学不太好的缘故，我一直不太认同这种趋势。我的文科背景使得我更喜欢哈耶克、加尔布雷斯这种风格的经济学家。当我正为自己的学术风格可能不合潮流而焦虑时，科斯的出现却让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科斯的论文不使用任何数学模型，相反，他大量引证历史与法律资料。科斯是这样理解经济学的：经济现象不只反映经济演绎的内在规律，它更是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等诸多因素综合演绎的结果，脱离法律、历史等因素进行推理演绎的“黑板经济学”并没有什么价值。受科斯这一思想影响，我开始阅读先前从未涉猎的历史与法律著作，读研究生时还选修了王利明教授的《高级民法教程》（我是这个班唯一的财经专业学生）。许多年后，当我沉迷于伊斯兰史和欧洲文明史时，我才发现我对历史的喜爱竟源于20多年前一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后来，我跟科斯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80高龄的他认真地回复我每一次去信，解答我的疑问。应我的要求，他寄来了一箱子学术资料，有他所有的论文（包括未发表的）、演讲稿、学术自传和学术日记，我可能是那个时候拥有最丰富科斯研究资料的中国人。不久，他荣获诺贝尔奖，我去信祝贺，他也愉快地表示感谢。经过他的允许，我开始翻译他的文集。翻译科斯文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文中充满了大量的法庭判例，尤其是中世纪的判例，其中部分文字是法语。当我完成2/3工作时，未授权的中译本已经面市，翻译工作只能停止。心怀内疚的我再也不好意思联系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他还答应给我写中文版序言呢。虽然再也没有联系，但科斯新的文章和这些年国内所有研究科斯的论文，我都没有错过。我相信，迄今为止，我还是最了解科斯思想渊源的中国人，1991年的论文《论科斯》还是关于科斯学术思想，尤其是“交易成本”概念最好的解说。2013年，103岁的科斯去世，我还专门发文，以表怀念。我常想，一位成就卓越的大师，为什么会愿意指点和帮助一位远在中国、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中国年轻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科斯愿意帮助所有热爱学术的人，我则是一个中国幸运儿。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大师。当我回忆20世纪80年代时，我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有意无意地美化那个时代，我是不是太老了，这是不是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怀旧乌托邦”？平心而论，那个时代也有许多问题。仅就学术和精神活动而言，那一时期的思想启蒙，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当然有些简单、浅薄和粗暴，更多的是黑格尔所说的“外在反思”，或者哈耶克所说的“知识的僭妄”。同时，出于对长期灌输的抵触，当时的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民大学虽然号称第二党校，但在人大学*、生活和工作了16年，我没读过任何一本马恩列的著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也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这些年，因为研究西方文明史的需要，我才开始涉猎马恩列的一小部分作品。我的感受是，去除马恩列身上的“革命导师”标签，他们绝对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拥有极高的学术素养和入木三分的分析能力。去年我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列宁的分析完全适用于21世纪的所谓全球化时代。所以，我们怀念80年代，是怀念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是怀念那个时代无处不在的理想主义，是怀念人们对国家和民族那份深情和爱，恰如我在《西方兴起的历史细节》第1卷后记所言：年轻时，我喜欢那种宏大的、普遍的、史诗般的抽象叙事，那种叙事呈现出简单而优美的逻辑，令人着迷，我相信凡是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过新启蒙教育的人部会喜欢那种叙事风格，那是中国理想主义的黄金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扩展和深化，我越来越不相信这种叙事。但我仍然相信理想，我仍然会为每一个理想主义者（哪怕是原教旨主义者）喝彩，因为我尊重所有的有理想和有信仰的人，虽然我知道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比对现实。但是，我也同样知道，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是现实生活必需的解毒剂和清醒剂。人人都可以是理想主义者，人人都可以生活在那个美好的80年代。我相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黄金时代。 “ 我不会是任何人和任何著作的思想奴隶，任何观点都要接受我的批判性过滤。我可以喜欢某个人，但我绝对不会接受这个人所有的观点，更不会因此崇拜某人。我可以不发声，但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发出违心之声。当我赞扬或批判某人、某事或某物时，那是我内心深处的真诚的赞扬或批判，尽管我的赞扬或批判未必正确。与伊拉斯谟一样，我不愿意“选边站队”，这固然有我不愿意得罪朋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选边站队”会破坏我珍视的、引以为傲的独立性，因为我可能同时不赞成双方的观点。”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14:04 编辑
当年少不更事导致入错行了。如果可以重新选择，老夫一定会选择读经济学专业。校友巴曙松、向松祚等 “迷途知返”由工科专业转经济学专业终成正果。。。:lol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13:46 编辑
相信本文定会勾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的网友们的回忆并引起共鸣。。。 我们羡慕80年代上大学那批人上升机会多，基本努力就有回报
我有幸和一些80年代上大学的前辈聊过一些，他们羡慕我们科研条件好，有条件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来，而他们那个时候别说实验条件，查文献都很难 a4633464 发表于 2025-10-15 13:48
我们羡慕80年代上大学那批人上升机会多，基本努力就有回报
我有幸和一些80年代上大学的前辈聊过一些，他们 ...
八十年代年轻大学生们和全民满怀憧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是其它年代难以见到的。。。 素质极低的一代人，干尽坏事，垃圾导师 垃圾官员，垃圾老板以这一代人为主。直到80后成长起来，才还社会以干净明亮。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14:11 编辑
本来无所谓 发表于 2025-10-15 14:04
素质极低的一代人，干尽坏事，垃圾导师 垃圾官员，垃圾老板以这一代人为主。直到80后成长起来，才还社会 ...
无知无畏的井底之蛙。。。你这样毫无素质的垃圾没人正眼瞧你，自觉地圆溜溜地离开本帖吧。 Andy8888 发表于 2025-10-15 14:07
无知无畏的井底之蛙。。。
看来我说对了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14:36 编辑
本来无所谓 发表于 2025-10-15 14:10
看来我说对了
无知就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回去好好找你爸妈了解清楚再说。真不知你这样的垃圾是如何混进西交的，你经历过八十年代吗？了解八十年代吗？无知却在这里大放厥词。当年你可能连一个小蝌蚪都还不是呢。。。 现在不好吗？80年代的那些大学生，被《河殇》忽悠的像傻子一样，现在就不会了。 tianya2088 发表于 2025-10-15 15:41
现在不好吗？80年代的那些大学生，被《河殇》忽悠的像傻子一样，现在就不会了。 ...
很好。一群被圈养的猪，每天都在无耻的说着别人的坏话，不要脸的说着自己的好话，还不许别人说真话。。。 Andy8888 发表于 2025-10-15 16:31
很好。一群被圈养的猪，每天都在无耻的说着别人的坏话，不要脸的说着自己的好话，还不许别人说真话。。。 ...
难道真还有人喜欢80年代被忽悠的那个感觉？是不是众人皆醉，唯我我独醒的那个感觉？？？现在搞点钱，哪个国家你都可以去，想走就走，但80年代火车票你可能都买不起。。当年吹嘘的那些国家，那些国家的制度，中国人现在都亲眼看过了，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没法忽悠了，你最大的硬伤就是视野，去的国家太少，说实话80年代那就是在逗你玩。。。 tianya2088 发表于 2025-10-15 16:57
难道真还有人喜欢80年代被忽悠的那个感觉？是不是众人皆醉，唯我我独醒的那个感觉？？？现在搞点钱，哪个 ...
你脑袋被门夹了… 80年代是大学生的黄金时段，只要考上大学就是跃上龙门 本帖最后由 tianya2088 于 2025-10-15 17:27 编辑
Andy8888 发表于 2025-10-15 17:01
你脑袋被门夹了…
本人经历过，那是中国社会走向成熟的混沌年代，就像人的青少年时期，一个希望自己活在孩提时代的成年人，是幼稚，不成熟的。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18:48 编辑
tianya2088 发表于 2025-10-15 17:24
本人经历过，那是中国社会走向成熟的混沌年代，就像人的青少年时期，一个希望自己活在孩提时代的成年人， ...
你如果经历过还有这样的言论和认知，只能说明你是那个年代罕见的奇葩，白活了几十年。。。 八九，八十年代大学生思想汇报的一个重要年头。现在的大学生？钱理群教授曾说过的一句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20:46 编辑
近水楼台 发表于 2025-10-15 20:05
八九，八十年代大学生思想汇报的一个重要年头。现在的大学生？钱理群教授曾说过的一句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
精致利己是人性的弱点，很正常，无可厚非。关键是很多人不但蠢，而且还很坏。他们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没有良知，甚至反智、为虎作伥… Andy8888 发表于 2025-10-15 20:31
精致利己是人性的弱点，很正常。关键是很多人不但蠢，而且还很坏。他们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没有良知，甚 ...
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很单纯很单纯的，因为？连电视都没有，有很多人，还是有信仰的，现在的人，我觉得很难理解，也并不见得多聪明或者是多优秀。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21:34 编辑
近水楼台 发表于 2025-10-15 20:44
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很单纯很单纯的，因为？连电视都没有，有很多人，还是有信仰的，现在的人，我觉得很 ...
那时大家都有信仰、有理想，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都很好。那是一个开放、包容、百花齐放、全民奋发向上的时代。虽然物质匮乏，但大家精神面貌很好，满怀希望和憧憬，在各行各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现在的小屁孩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瞎咧咧，他们懂个球… 这帖火了，搬板凳等猫博士们过来。 本帖最后由 Andy8888 于 2025-10-15 21:23 编辑
那时的大学生既有如饥似渴苦学知识的勤勉劲，又有为国足首次奥运会预赛出线而点燃被子、扫把，摔碎热水瓶游行庆祝这样的爱国激情；更有为国家前途提出反贪反腐而鼓而呼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现在的大学生有啥？能做到三观正、明是非、明哲保身、不作恶就很不错了。 “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追求知识与真理的时代，是一个探索祖国文明与富强之道的时代。” 这人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刚刚具有物质形态。
那时候太穷了，全乡镇最好的厕所在乡政府，电影院也在那个院子里。每逢赶集，院子门口就挂着当天上映的电影，旁边是几张通报，上面罗列着姓名、罪行，末尾是法院院长的署名，打了一个勾，说明名单上的人已经吃到铁豌豆。
乡政府的厕所坑位一个个用石板隔开，还抹上了水泥，所以全乡最豪华。但即使如此，一到雨季，里面的屎尿就淌出来。有好心人在如厕的路上垫上几块砖头，大家就可以像蜻蜓点水一样颠进去。
每年有几次歌舞表演，也在电影院举行。大概是89年，隔壁县歌舞团友情演出。他们先后表演了唱歌、霹雳舞、相声，当然还有压轴戏——比基尼舞蹈。几个美女阿姨身着三点式，伴着霓虹灯扭动。突然，我们看到镇上最著名的两个混混也混入其中，他们嘻嘻哈哈，跟阿姨们热舞。其中有个阿姨太漂亮了，我至今还记得她面容的模糊印象。就在那天晚上，她在乡政府的厕所边被混混轮奸了，就在臭气熏天的砖头泥巴路上！
没过一段时间，照样是在电影院，混混们被押上台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刑场就在小学外操场的河滩边。我很想看看他们怎么上路的，但没能跟上人群。
直到90年代初，全县五所高中。我们区十个乡，就一所高中，每年就考上两三个人，包括师专。那真的是天之骄子，那一步就登天了。可见八九十年代基本上是两个世界。极少数知识精英在狂热地追求真理，但绝大部分人像土豆一样活着。 Andy8888 发表于 2025-10-15 13:52
八十年代年轻大学生们和全民满怀憧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是其它年代难以见到的。。。 ...
五十年代也不差的 别看我们那里是穷山沟，但有一次在外操场放露天电影，我居然看到了阿佳妮和冈茨主演的《诺斯费拉图：夜晚的幽灵》（1979），配音的，那时候看不懂外国人的电影。上大学后，我迷上了阿佳妮，决定把她的作品扫一遍，然后震惊地发现，这部电影怎么好像看过呢？就是在露天看的那部呀！可见那时候的广电总局领导们慧眼识珠，知道法国电影的艺术价值。他们的引进标准首先是艺术，其次才是政治考量，并且努力向吃不饱的泥腿子们普及艺术 EES 发表于 2025-10-15 22:03
五十年代也不差的
是的。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都对祖国满怀希望，不少海外侨胞和留学生都毅然回国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洪流。。。 “我们怀念80年代，是怀念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是怀念那个时代无处不在的理想主义，是怀念人们对国家和民族那份深情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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