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是怎样炼成的系列文章之一中学人才培养（系列文章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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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数据解读两院院士成长之路系列文章之一中学人才培养综合篇

学术启蒙阶段的巨大作用——中学对院士的培养作用，并不会逊于大学。

1965年后中学毕业或肄业的共1058位两院院士，其中学出身的数据统计非常重要。某地中学的人才培养能力强，说明此地的基础教育水平高，对璞玉之材今后进一步的深造大有裨益，也是研究“钱学森之问”解决之道的重要出处。

这里面首先要澄清一项认知。很多榜单在对两院院士进行统计时，由于很难获得其就读中学的数据，往往用他们的籍贯来替代。但其实，籍贯不是严谨的概念，而是模糊的概念。籍贯到底代表先祖的居住地？还是爷爷的出生地？抑或父亲的出生地？或者是爷爷和父亲的居住地？由于概念模糊，籍贯不具有真正令人信服的统计学效果。比如浙江和江苏籍贯的很多两院院士，其实是在上海出生并且长大的。他们是纯正的上海人，只是老家在浙江或者江苏而已。对两院院士而言，出生地信息是确定的标签。然而对人才培养来说，更加重要的标签是其就读中学的信息。因为人的味觉固定、三观形成、性格塑造、发小网络、地域文化认同……一系列的标签里，中学阶段是关键，决定着某个人是“哪里人”的真正归属。在小学及之前的童年时期，一个人的自身成长记忆非常有限。到了中学之后，随着自身大脑的不断发育，记忆不仅广博而且清晰。因此，统计两院院士们的就读中学，归纳他们的成长路径，尤为重要。

根据目前的统计，1965年以后中学毕业或肄业的两院院士，共有1058位（另外有2位院士未读过中学）。大家注意，研究大学的院士培养，要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算起。因为绝大部分国内大学，是从1977年后才开始恢复规范招生。但是，中学培养院士校友，却要从1965年以后开始算起。因为从1965年到1977年，这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绝大部分的全国各地中学毕业生，基本和大学无缘。其中不少人结婚生子等到30多岁后才有机会参加高考，非常不容易地实现大学之梦。

此外，1965年后中学毕业或肄业的1058位两院院士中，来自县中（包括乡镇和农村中学）的占了636.5位，来自省中（包括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市区中学）的占了229.5位，来自地中（包括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州市区中学）的占了192位。这里面，县中占比超过60%，充分说明县中教育对于整个中国教育生态的战略重要性，也从大数据上充分证明教育部所提倡的“县中振兴”重要性和刻不容缓性。（注：0.5位代表着某位两院院士在不同地域的中学读初中和高中）

思考

      为何县中培养的院士数量繁多？一方面因为县域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基石。唯有县域教育兴，中国教育才会真正兴。另外在充分竞争年代，县中代表着教育生态多样性的基础部分，会让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近年来各省热门中学的出现，对某所中学个体当然有利，但会毁灭教育生态多样性的根基。还有科研能力是院士立身之本。科研其实是一个人不断直面挫败和痛苦的过程。没有过程的艰辛卓绝和百折不挠，不可能摘取科技的累累硕果。大数据提示我们：在赋予学子坚韧品格（或称“逆商”）方面，县域中学更具优势。而逆商，在攻克长期性、高难度的科研难题中，其重要性不亚于单纯的智力因素。

从1965年后各省中学培养院士校友数量来看，排在前6名的省份依次为：江苏、湖南、安徽、浙江、山东、湖北。以上均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大省，人才培养名列全国前茅。有趣的是，这6家省份，恰恰也是其所属中学培养国家杰青校友数量在全国特别靠前的6家省份。某省的基础教育越发达，人才培养就会既有梯度又成体系，为国育才的能力就越强。

从1965年后各城市中学培养院士校友数量来看，显然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在院士培养中占优。出人意料的是安庆和盐城：虽然在中国版图中他们是并不起眼的城市，但是这两市重视基础教育，属下各县市区均在基础教育方面表现可圈可点，一举成就了此两地级市的人才培养前沿地位。

表一

注：表一中，1965年后培养学生成为院士的领先中学是桐城中学，就是广为人知的桐城学派和六尺巷所在的县中。桐城中学培养的这6名院士，均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这一成就，足以媲美众多一流大学的培养能力。如果把桐城中学培养的院士数，和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所有大学培养的院士数相比，桐城中学甚至可以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四川大学等9所985/211名校并列全国第34名。这充分证明了明珠中学在人才早期发掘与培养上所能达到的惊人高度。此外，桐城中学的难能可贵，不仅体现在6位院士的耀眼数量上，更隐含了一项相当高的“院士转化率”。他以比一所大学少得多的生源，却孕育出众多的一流科学家，这本身就是教育史上的奇迹。桐城中学人才培养的“密度”和“效率”，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

表一16所中学里：

县中有5所：桐城中学、江都中学、天台白鹤中学、舒兰1中、凌海1高；

地中有4所：盐城中学、阜阳1中、资阳中学、衢州2中；

省中有7所：北京景山学校、杭州高中、长沙1中、南京金陵中学、北大附中、杭州11中、辽宁省实验中学；

县中、地中、和省中的分布比较平均。

如果把口径扩到1965年后培养2位（含2位）院士校友，那么全国一共有97所中学上榜，其中：县中有50所，省中有27所，地市有20所。

本文介绍了培养两院院士可圈可点的全国各所中学。其实一位战略科学家的成长之路，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同样重要。我们不仅要记住为国培养了前沿人才的各所大学，同样要记住为国培养了前沿人才的各所中学。

表二

注：表二中，因为韩雅玲院士和王小凡院士未读过中学，全凭自学成才，因此不纳入统计范围。

表二中的前6名省份：江苏、湖南、安徽、浙江、山东、湖北，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实力省份，各类人才培养都名列全国前茅。有趣的是，这6家省份，恰恰也是其所属中学培养国家杰青校友数量在全国靠前的6家省份。接下来从陕西到重庆，代表着中国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剩下来其余省份，在基础教育方面，近年来都非常努力，期待更上一层楼。

表三

注：表三显示了1965年后各城市的两院院士培养能力，此表颠覆了常人的认知。一位人才的成长，不能脱离他的中学出身。若一个地方中学的人才培养能力强，说明此地的基础教育水平高，对学子的成才非常关键。

表三中，显然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在院士培养中占优。出人意料的是安庆和盐城：虽然在中国版图中他们是并不起眼的城市，但是这两市重视基础教育，属下各县市区均在基础教育方面表现可圈可点，一举成就了此两地级市的人才培养地位。

表三中为什么会有0.5呢？因为有些院士，初中在某个地方，高中因为搬家换到另外一处就读，所以各按0.5进行计算。对于一位院士有多段中学求学经历的，其就学的每所中学均列入统计范围。比如孙斌勇院士，在浙江普陀中学就读时因为数学成绩出众，被统一安排到北京清华附中边集训边学*。因此统计孙斌勇院士中学归属时，把普陀中学和清华附中都纳入范围

表四

注：由表四可以看出，历史上培养院士突出的中学，和1965年后培养院士突出的中学，重合度非常低。很多百年名校的新院士培养，并没有那么显眼。为什么这些老牌中学名校，历史上的高水平学术人才培养非常辉煌，现在没有以前表现突出呢？原因在于：

1、1949年以前，高中已经算是高学历。那时的高中数量非常少，不象现在有1万多所普通高中。如今高中一分散，自然人才培养不可能象以前那么垄断。

2、1949年以前，正遭连年战争。这时为了抱团取暖，很多中学和大学一样，互相联合甚至整合办学。当追溯历史，知名校友就会被算在所有参与的中学头上。比如苏州1中历史上培养的两院院士，和苏州中学就共享13位。比如扬州中学培养的两院院士里，在国立2中联合体（抗战时江苏多所中学合并在一起在重庆合川办学）时期所培养的院士就占了12位。比如上海中学培养的众多院士里，不少人也曾在其他中学就读：王家楫院士曾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屠守锷院士和屠善澄院士曾就读于嘉兴1中，周明镇院士曾就读于杭州高中，周炯磐院士曾就读于杭州4中，吴耀祖院士曾就读于北京4中和长沙明德中学，黄胜年院士曾就读于苏州太仓1中，李道增院士和葛昌纯院士曾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3、在1949年以前，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但从人才的学术天赋分布来看，应该在城市和县乡均态分布。一旦县城的师资资源提升，县中的人才培养就会凸显，完全可以和地中甚至省中一比高下。这也和教育部长提倡“振兴县中”的说法高度一致。

思考

写到这里，不禁慨叹中国社会的教育生态：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津津乐道于选拔各种奥赛获奖选手和报道考取清北本科人数的不少热门中学，在学术领军人才包括院士培养方面，其实并不突出。这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您深思。

声明

本文基于公开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旨在呈现客观现象并探讨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和规律性。文中所涉排名仅作为数据呈现形式，不构成对任何地区或学校的综合性评价。人才培养，是涉及个体、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系统工程。本文主要聚焦中学阶段的两院院士培养开展讨论，诚邀读者基于事实与数据参与交流。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