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是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上海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办学,组建成为新的复旦大学。2012年,新的上海医学院成立。
两校合并之前,上海医科大学是卫生部部属院校,后由卫生部划转教育部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则是由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而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前身上海第二医学院,早在1958年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期间被划分为上海市地方院校。
在整个医疗体系中,交大系附属医院上海籍医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复旦系的附属医院。
对上交、复旦系附属医院颇为熟悉的上海创瑞基金投资总监陈松年向雷峰网表示,“交大系的医院相对来说学术环境更加自由奔放,受到的政策管制较少,交大系的医生更加愿意尝试新的东西,复旦系相对没那么开放。”
最后,是手术机器人产学研布局的差异。
产学研的合理转化机制,对于医疗工程的创业尤为重要,上交与复旦的这个差异与上述两点一脉相承——上海交大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成果落地方面远超复旦。
大洋彼岸的斯坦福大学,被誉为“创业的孵化器”、“硅谷的摇篮”,半个多世纪以来孕育出了许多家科技领域的领头羊企业,诸如惠普、思科、Google、英特尔、太阳公司等等,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校友创办。
为鼓励校内教授与学子创业,斯坦福大学对于利用个人职务发明创业的态度十分宽松,只从中抽取少部分股份。
此外,斯坦福还为创业者搭建起与工业界之间的桥梁,为创业者与投资者建立联系,寻找投资。Google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当年就是经由斯坦福大学的创业办公室介绍,联系上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从而获得了第一笔投资。
他山之石在前,上海交大也打造了如斯坦福创业办公室一般的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如由校基金会和校友会发起的“C计划”,链接优秀投资机构和标杆企业。
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同样是交大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的新尝试。
早在2017年,复旦开启“新工科”计划时,交大已联合闵行区成立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并于两年后的2019年启动成立上海交大-闵行医疗机器人产业园。
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机器人研究院揭牌仪式
医疗机器人研究院是校级医工(理)交叉平台,临床研究在上海交大的多家附属医院展开。术锐科技,正是上海交大“C计划”与医疗机器人研究院的受益公司之一。
2014年,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机器人研究所的教授徐凯成立了术锐技术,对标手术机器人巨头达芬奇,致力于单孔手术机器人的研发。目前,已顺利进入临床阶段。
今年1月,上海交大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启动单孔腹腔镜手术机器人临床项目,引进的手术机器人品牌正是术锐。
3月,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使用术锐单孔手术机器人成功完成了首例乙状结肠癌手术,为术锐机器人开辟了全新的胃肠外科手术领域。
瑞金医院赵任教授正在操作术锐机器人
术锐手术机器人的顺利落地应用与上交系附属医院密不可分。
除徐凯的术锐单孔手术机器人外,其余多位上交系教授带领的手术机器人研发团队大多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如顾力栩教授的手术导航及机器人诊疗系统、范先群教授的眼眶手术机器人、沈国芳教授的颅颌面截骨机器人等。
由上交校友创办的汇禾医疗,也于去年联合上交创办了首个介入手术机器人研发中心。
反观复旦,近年来虽开设了多个机器人科研机构,将医疗相关的产业需求纳入发展目标,但距离手术机器人的自研与产业化落地仍路途遥远。
因为没有学校参与研发的本土自研产品,开展过机器人手术的复旦系附属医院更倾向于选用产品成熟度更高、临床应用更久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谁能打破巨头垄断僵局?
自1992年世界上第一台手术机器人获FDA许可认证以来,手术机器人行业已经发展了三十年,也诞生了达芬奇这样几乎垄断全球市场的国际巨头。
但手术机器人行业仍然在上升期,国内市场更是尚未完成培育。
截至2021年底,达芬奇在中国装机数量达到260台——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数字是6500台。
作为手术机器人领域的鳌头,达芬奇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企业,想要进入被达芬奇牢牢把控的手术机器人市场,着实不易。
陈松年指出,“一个商业模式要成立,它必须是一个刚需”,而目前的手术机器人产品的精确性与安全性尚不足以让医生动心。
然而,所有事物发展都需要试水。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个重任?
如上交、复旦一般的顶尖高校,既包罗国内最先进的学术力量,又具备瑞金、仁济、中山等实力强劲的附属医院可供产品落地,更应该积极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进行技术研发,推动手术机器人产品转化,打造国内自研品牌。
他们应该,也必须是打破“医疗机器人僵局”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