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重规对胡适的诘难予以回击后,胡适便声气消沉,始终未对潘重规进行答复。是胡适认为不屑于再讨论下去,还是面对潘重规有理有据的论证无言以对?我们不得而知。当年“蔡胡之争”时,面对胡适轻浮的讥讽,我们看到了蔡元培的大家风度,他的“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名言,至今为红学界津津乐道。而后来的“潘胡之争”,我却没有看到胡适的大师风范。
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潘重规的红学著作《红楼血泪史》。十几年来主流红学对这部著作基本上保持沉默态度,鲜见红学家专文评述。2016年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红学发展的希望及未来”专题座谈会,首都师范大学詹颂副教授对索隐派和潘重规的红学观点发表看法:
提到索隐派,我们立即想到蔡胡之争,想到胡适先生对索隐派的“猜笨谜”“笨猜谜”之讥。这大约也是新红学大行于世之后学界对索隐派的普遍看法。但是在读了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著作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胡先生的这个评价。潘先生被学者们称为新索隐派,他的索隐指向作品本事与主旨等多方面。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遗民,主旨是反清复明,他从《红楼梦》中找到了隐藏的明清易代史。潘先生是黄侃、王伯沆先生的高弟,一位在经学、小学、敦煌学等多个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为什么解读《红楼梦》也走了索隐的路子?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文本因素。《红楼梦》作者自称此书“实录其事”,但“将真事隐去”,这岂非明示读者去探寻隐藏的真事?而《红楼梦》丰厚的内涵也足以激发读者的索隐兴趣。自《红楼梦》问世之日起,索隐即如影随形,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潘先生认为胡适先生的“自叙传说”其实也是一种猜谜,并非毫无道理。第二,学术传统。本事索隐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中源远流长,潘先生的索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的索隐建立在大量史料比对的基础上,并不是随意的比附。他还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学与文字中隐藏艺术的传统,为索隐找到了充分的理据。他是自觉的索隐派理论奠基者,虽然他对研究者将其归入索隐派并不接受。第三,家国巨变与个人遭际。大陆易帜,潘先生流寓台岛,此时解红,抉幽发微,寄托遥深。此外,索隐也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索隐往往比其他类型的《红楼梦》研究更容易受到读者的关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索隐派在以新红学为正统的红学史书写体系中基本上是一个干瘪的反面标签式的存在,这无助于人们了解这一重要派别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流变、特点与影响。如果研究者不囿于成见,对蔡元培、潘重规先生这样的一代大家做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这一派别做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红学史的书写将更为公允、厚重。
詹颂副教授是站在考证派立场上对索隐派和潘重规红学观点进行评价,难免有些言不由衷的遮掩,但基本客观公正。在目前的红学研究领域,新索隐派已经在民间蓬勃兴起,他们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在全面揭开《红楼梦》真相。而主流红学考证派依然在曹家家史里挖掘,排斥索隐的方法,与新索隐派形同水火。这种抛开《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无视隐语写作手法的研究,只对作者明示敷演的“假语存”表面故事津津乐道,只会距离《红楼梦》真相越来越远。而红学的希望在民间,在高歌猛进的新索隐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