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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者陈赓，救我者陈赓
——宋希濂忆陈赓（王春景记录整理）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生于1907年，原为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1949年12月19日于四川大渡河畔被俘，曾先后在重庆市的白公馆、松林坡、北京功德林里接受改造。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获得特赦。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员、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这里，宋希濂以自己的切身经历，生动地叙述了自己与陈赓交往和友情。
与陈赓等人一起投奔广东黄埔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于1911年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了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既没有得到最广大的农民支持，也没有摧毁旧政权最大支柱--北洋军阀体系。所以这次革命的果实，很快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孙中山号召继续革命，但是多次都失败了。1923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职。在此之前，曾于1月26日在上海与列宁特派的苏俄代表越飞晤谈，并发表联合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得到了全国人民和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把广州当成是祖国前途希望的象征，我脑海里也产生了到广州去参加革命的念头。在说服家里的人们同意我去以后，我内心既感激又兴奋，决定先找陈赓同去广东。
陈赓和我同县，是在育才中学考试时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他曾告诉我，他是湘乡柳树铺的，离县城十五华里，曾在县城东山高小读过一年多（1909年，毛泽东主席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湘乡东山书院，是清朝末年废私塾、兴学校的时候创办的），随后在湘军鲁涤平的部队里当过几年兵，觉得没有意思，才又回到长沙来进学校。我们约好了一道走。我还找了长郡中学的同学刘进、史书元等人。商定了启程日期，我们一行20余人，公推陈赓当领队。
1923年12月下旬的某天下午4点左右，我们穿着湖南青年学生装，每人带着一个行李包，先后来到了小吴门车站。陈赓把车票发给每一个人，然后大家陆续上了从湘汉铁路去汉口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肮脏污浊，拥挤不堪，这是四等车，票价较廉，据说是专供穷苦人坐的。5点左右，汽笛声不断吼叫，火车缓缓地开动，向北驶去。我们怀着依恋和兴奋的心情，离别了可爱的故乡湖南长沙。
第二天正午到了武昌，我们随即过江到汉口，住在长江边一家三等旅馆里。入夜后，有打麻将的，有抽鸦片的，还有卖唱的，各种声音同鸦片烟的气味交织在一起，令人恶心，几乎被吵闹得整夜不能入睡。这是我离开家乡后初次踏入社会的印象。
在武汉住了两天，我们又乘船东下，坐的是统舱。所谓统舱，就是在轮船的下层，睡地板，没有床铺。一路上风平浪静，我们一行十余人每天立在船板上饱览两岸风景，真是山河壮丽，田野肥沃。我们感到十分兴奋，觉得这次出门真是**地扩大了视野。陈赓曾慨然说:“我们的祖国是这样的秀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外国人践踏得一塌糊涂，这些强盗们还想瓜分我国，要叫中国人做亡国奴，我们青年必须努力革命，起来打倒列强和国内军阀。”大家对他的话，表示由衷的赞同。
抵达上海后，我们住在靠黄埔江边的一家客栈里，这是一栋中国式的楼房，虽然是属于三等旅馆，倒也整洁清静，较汉口时好多了。上海大部分地方被帝国主义辟为租界，所谓十里洋场，表面上看来很繁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例如贩卖鸦片、贩卖军火、贩卖人口......无不由此而产生，实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大家对这个十里洋场存有戒心，不敢随便出去逛。我们在上海只住了几天便乘船去香港，到港后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即换船去广州，大约是在1924年1月中旬抵达广州的。闲着无事，有一天，我和陈赓外出散步，沿着珠江北岸的长堤悠闲地走着，走到南堤码头附近，忽然看见有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布告，我们仔细读完后，商量一下，决定报名应考。招生报名处就在码头附近的一所两层楼里，报名条文中规定要18岁以上的，那时我刚满17岁，但按中国旧的算法，满了17岁就可以说是18岁了，所以我就填上18岁。3月29日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考试，一进场，我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心想像我这样一个中学（那时是旧制，规定四年毕业，不分初中高中)还没有毕业的人能考得上吗?不免有些忐忑不安。考试一开始就是作文，题目是“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大意如此，原题记不准了），正好我到广州后，在这两三个月中，阅读了孙中山的一些讲演，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曾读了又读，基本上领会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我就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结合试题加以发挥，至于其他如数学、历史、地理等，我都考得一般。考试完后心情是不平静的，能不能考取?总在脑海里打圈，过了半个月，还没有发榜，一直等到4月28日才发榜公布，陈赓和我都被录取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陈赓搭救校长"的佳话
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经过激战，第一师于10月13日先攻克惠州，22日攻克海丰，第三师在攻华阳时，遇到敌人顽抗，被左右包围，蒋介石得报，立即赴华阳方面督战，企图激励官兵，阻止敌军的猛攻。卒以敌众我寡，敌人不断向我冲击迂回。我第一补充团团长周保山(共产党员)奋战阵亡，官兵亦死伤众多，形势异常危险。
时陈赓(黄埔一期，共产党员)在第三师当连长，蒋介石对陈赓向有好感，特别指调他这个连到总指挥部提任护卫。蒋见形势不利，立即要陈赓到前线去向谭曙卿师长传达命令，不准退却，并且要谭曙卿枪毙任何一个临阵逃跑的官兵。谭曙卿接到命令后，亲率少数部队据守一高地极力抵抗，但也无济于事，该师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曾要陈赓代理第三师师长，收集溃散的部队重新组织抵抗。但兵败如山倒，陈赓亦无能为力，连总指挥部的人员也都逃散了。蒋介石气急败坏，对陈赓说:“我唯有自杀以成仁。”陈赓极力劝慰，并亲自背着蒋介石走了一段路。他们到达一条河边找到一条船，陈赓命自己那一连占领阵地，竭力阻止敌人的追击，掩护蒋介石渡过河去，脱出险境。总指挥部的东西，包括蒋介石的坐轿及行李等，都丢得精光。蒋狼狈不堪，大发脾气，见人就骂。蒋写了几句话给何应钦，派陈赓去找第一军的队伍。陈赓于深夜经过崎岖的山路(在路上还遇到过狼及其他野兽)，历尽艰难险阻，至第二天正午才找到何应钦、周恩来，报告华阳方面第三师失利的情况。何应钦立即派了第一团去接蒋介石，并支援第三师，使第三师得以收集溃散的部队加以整顿。不久，军中便传开了“陈赓搭救校长”的佳话。
“我的心平静下来了”
1949年12月19日我在大渡河沙坪被俘之后，随俘虏队伍经峨眉又被送往乐山县集中。一路上，思前想后，万念俱灰。一想到自已数十年横枪跃马，未曾战死沙场，却落到了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心里更感到一阵阵痛楚。
在乐山驻了几天，我又被JFJ用汽车送到了重庆。先在化龙桥住了五六天，后被押送到白公馆。这里是臭名远扬的原国民党军统局设置的监狱。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将它买下改为监狱，1943年美国和国民党合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时，白公馆改为第一看守所。监狱内地方不算大，四周高墙上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碉堡，过去这里囚禁过许多有名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抗日爱国将领。真没想到，国民党为囚禁共产党人而改建的监狱，竟在几年后为我们准备下了。
刚进白公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干部，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这个管理所的张所长。张所长领我们上了一座小楼在楼西边一间套房前停下来，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白公馆里最好的房子，你们猜猜看，谁在这里住过?”我和王陵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张所长接着告诉我们，叶挺将军当年就是被囚禁在这间房子里。我们听了更感惊愕。白公馆，叶挺住过的房间，真是巧合，我们今天也成为要犯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改造生活。
过了几天，在涪陵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也来了，我们三人同住一室，开始时无事可做，只凑在一块聊聊天。那时我有几两金子，是交李管理员保管着的，就请他以二两换成货币，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书籍，有马列著作，有毛**著作的单行本，也有一些中外文艺作品，如丁玲、高尔基的小说等。订了报纸，还买了象棋、围棋。这样就有书可看，有棋可下，不再感到那样孤寂了。我和钟彬都是棋迷，没事时就在棋盘上厮杀，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而计较、争执。王陵基在一边看我俩下棋的那股认真劲儿，常常捧腹大笑。他经常讥笑我说:“你连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为什么一盘棋都不肯相让呢?”我则没好气地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别往一块儿扯。”
在白公馆的头一段时期，由于人少，所以也没有什么活动，连学习也是自己掌握。后来到了1950年，刘进(黄埔一期生)、李尤能(中统局西安站站长)、周养浩(军统重庆特区副区长)、徐远举(军统重庆特区区长)、沈醉(军统局云南站站长)等人陆续被送来后，所里才开始正式组织我们学习。
学习的内容有：形势教育，主要是读报纸；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的著作。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集体学，有自学，有典型发言，集体讨论，也有小组讨论。目的是提高思想觉悟，认清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恶。
当时在白公馆被关押改造的人员中，还有一个级别较高的曾扩情,他也是黄埔一期的，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他住在我们那间房子的楼下，同许多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小特务住在一起。据张所长说，曾多次要他住到楼上来，但他本人不愿意。他认为住在楼上大房间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是大战犯，而在楼下的都是小人物，同大战犯住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不论别人怎样劝，他都不愿意搬到我们住的房子来。
那时，我们住在一起的9个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自己即使不被枪毙，也会一直关到死。虽然我们吃的、住的条件较好，管理人员对我们也不错，可大家还是提不起精神。但没过多久，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平静，使大家改变了以往的看法，看到了改造的前途。
195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突然来到磁器口白公馆来看我和曾扩情、钟彬，并告诉我们，陈赓将军(时任云南军区司令及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特地从云南来看我们三人。我们一听都喜出望外，没想到陈赓将军会来看望我们这些被关押的战犯。当时，我的心里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陈赓将军不忘旧日的友情，身居高位还能主动来看狱中的老同学、老朋友，惭愧的是自己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反而追随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的罪人。
这一天，重庆雾特别大，我们三人随周兴乘车在雾中走动着、思索着、等待着......到了市区，汽车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住过的公馆里停下来，我们被领进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里。陈赓将军一看见我们三个黄埔一期的老同学，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当陈赓同我握手时，仍像过去那样爽朗地笑着说:“你好啊!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我当时紧紧握着陈赓的手激动地说。“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陈赓若有所思地问。“那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
“对，那次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啊!一晃又是十多年，我们见一次面，好不容易啊。”陈赓将军的一席话，使我的心平静下来了。
我看着他剃得发青的胡茬和微笑的脸，他似乎更加英俊了。人家是胜利者，我暗中思忖着，胜利者的姿态应该是英俊的，可他的英俊非常得体。
接着，陈赓又同我们谈起了许多往事，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4点。中午，他让周兴备了酒菜，与我们边吃边谈。
“酒味道怎样?”他不停给大家添酒。
“不错。”我点点头。
“我没福气，你们敞开喝。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可以坐在一起了。对过去的事，你们不必太计较。现在先安下心，考虑一下怎样度过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老宋，曾扩情，喝!”
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透过澄清的酒杯，我觉得陈赓就像这酒。同他在一起感到暖融融的。酒能改变世界，他也能!
我有些微醉，竟抽抽答答哭了起来:“惭愧呵，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反而追随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罪人!”
“宋老弟抗战是有功的，围攻土肥原师团、远征滇西，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你自己也可以总结嘛，看看书，读读报......这里伙食怎么样?”
我们互相望了望，不说话。陈赓小声对身旁的周部长说:“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我看可以和所长的待遇一样，吃小灶。”周兴立即离座去关照。我们喝着喝着，没有信心的状态慢慢消失。仿佛有一股温暖的巨流袭来......真没想到，我们还能神秘地相聚在这里，在这雾色苍茫的时刻!我们回到楼上房间，外面的雾已消尽。王陵基看着我们精神振作的样子，不胜叹惜:“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同学就好了!”
大家对陈赓将军接见并宴请我们几个人，感慨万分，从而慢慢地解除了对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怀疑，每个人都开始认真考虑起自己的后半生了。
钟彬往桌前一坐，啪啪地敲着棋盘:“老宋，来，再杀一把!妈的，在战场上输给这样的对手，我服!”
我默默不语，把背轻轻靠在潮湿冷硬的墙壁上，闭目养神。
钟彬催促道:“宋和尚，你快点!”这是他给我起的外号。
“你给我一支烟。”我闭眼伸出手。
“你不是不抽烟吗?”
“我要抽!”
钟彬乖乖地递过来一支烟。火柴一亮，烟点着了。我猛地吸了几口，呼地坐起:“来，下!真没想到，陈赓又给我领了条路，而且没有一点胜利者自居的神气和训话式的满嘴教条。看来，咱们后半生的棋还有活头!”
(王春景同志，原为中国人民JFJ军事工程学院九期导弹工程系学员。)
来源：《难忘的哈军工》，哈军工北京校友会汇编，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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