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谈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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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从中国出发”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呢？

葛兆光：“从中国出发”和“以中国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全球史本来就是瓦解“中心”，强调“联系”的，如果以中国为中心，就违背了全球史这个理想。那么，为什么“从中国出发”呢？我有三个考虑，第一，正如我在节目的导言里面说的，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三百六十度没有死角地看全球历史，所以，我们历史学者要承认，自己只能从一个视角看全球史，不要把自己的视角看成是上帝的视角，要承认历史学者的局限；第二，我们要说明，我们是从中国的位置、角度，来关注全球历史，这种“视角”可以和日本出发的视角、欧洲出发的视角、美国出发的视角、澳洲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可能我们看到的历史，难免带有中国的理解和认识，比如我们说的“东”，是朝鲜和日本，是茫茫大海，更远是太平洋对岸的美洲，我们看到的“西”，是从中亚、西亚、两河流域到欧洲甚至美洲，可是，欧洲人看到的“东”，有近东、远东，他们看到的“西”，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那么，我们把这些不同视角出发的全球图景，合在一起，不就全面了吗？所以，当我们讲到全球地理发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郑和下西洋当作地理大发现，来贬低哥伦布和麦哲伦（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立场），而是说，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宣扬天朝国威，并不是促进全球物质和文明的大交流，所以，并没有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我们仍然在从明清中国的角度看欧洲人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促成的历史变化；第三，我说的“从中国出发”，一方面是想在世界各种全球史著作之林里，补充一个从中国眼睛看出去的全球历史图景。一方面是考虑到中国听众接受历史叙述，往往对熟悉的事情有亲切感，也比较容易去理解，这就像陈寅恪讲的，接受新知识最初要“格义”。所以，我们会从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开始讲。比如讲“白银时代”，白银的开采和交易，在十五世纪以后是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大事情，可是我们从明代后期用白银当作货币造成白银紧缺，以及中国考古新发现“江口沉银”也就是明末农民军失败的时候，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银子沉在江底这个故事说起，这样也许就能引起中国听众（读者）的亲切感，有助于他们理解。

每个全球史学者，都难免有“自身所处的位置和立场”，但是，只要始终有“全球联系”和“世界公民”的意识，只要明确地意识到历史学者的局限性，从何处观察的位置是可以接受的，历史叙述的狭隘立场是可以被超越的。

能举一个具体的从中国出发看全球物质交流的例子吗？

葛兆光：比如糖，我觉得从季羡林先生的《蔗糖史》切入就非常合适。他考证了糖的制作、技术改造、贸易交流，但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到更大范围内去看，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史课题。它跟近代的奴隶贩卖、种植园经济、殖民地和反殖民，甚至跟工业革命（工人能消费廉价的糖获得能量），哈贝马斯讲的“公共空间”形成都有关系（因为咖啡馆会用到糖），也和中日之间的唐船贸易有关联（清代开往日本的中国船只即唐船，最大宗商品就是白糖和冰糖）。最近三四十年，出现了那么多讲糖的书，再回头看季羡林的糖史研究，尽管它非常专业，但如果放在全球物质交流的背景里，它的意义就比原本我们理解的要大。季先生自己没有做这样的解释，反而是我们看了世界上各种关于糖的著作之后，觉得季先生这部书有意思。

我们做中国史的学者，弱项往往就是世界史的知识太差，所以我只好边学习边写稿。而由我们来做全球史的尴尬之处在于，做中国史的学者会觉得，你们说那么多全球大话题，用的都是二手材料；做世界史的学者，也会觉得你根本不够专业，不能面面俱到。也许在学界，我们很可能会遭遇杨国强那本书名“两头不到岸”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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