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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徙长春
1952年8月,郑建宣所在的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并入了位于吉林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简称“东北人大”,吉林大学前身)。
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东北人大的前身为东北行政学院。东北行政学院1946年始建于哈尔滨,1950年3月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学员是革命干部,多在这里作短期政治培训,而后随大军南下,散布到全国各地的新解放区。东北人大曾迁往沈阳,因太靠近朝鲜前线,又于1950年6月迁至长春,仅用12天即完成迁校,在几栋临街的日式楼房里教学,有的教授、副教授就暂住在旅店里。
在院系调整中,该校被确立为综合性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因此是一定要办好的。从文科性质的干部学院直接转来,不容易,于是中央着令教育部一手操办。全国院系调整恰好为该校引入师资提供了契机。1957年入学的吉林大学原物理学院院史专家邵炳珠教授评价说:“东北人大是院系调整的受益者。”
东北人大的物理系为1952年新创,教育部调来了六位教授、三位副教授,这在当时国内大学的物理系中,是一流的师资配置,几乎可比肩调整后的北大物理系。这年八九月间,郑建宣与霍秉权、芶清泉、黄振邦、吴式枢、高墀恩、解俊民等物理学界名家一同来到东北人大。10月,余瑞璜、朱光亚分别从清华大学和朝鲜板门店来到物理系。至此,东北人大物理系早期创业骨干队伍集结完毕,11月即开始上课。1952年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师生合影(前排左五吴式枢、左六余瑞璜、左七芶清泉、左八为郑建宣、左九霍秉权)
没错,这位余瑞璜教授就是郑建宣留英同窗。他到东北人大的时间虽然稍晚,但是早已被安排担任系主任。10月23日,他正式取得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的任命。同日教育家温希凡就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
上级重视余瑞璜,首先是由于他才华横溢。余瑞璜从江西考取了公费留英资格,此前已获得中华文化基金会的科学研究补助金。他跟小布拉格教授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后,曾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任教多年,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在西南联大期间,三十来岁的他在一年之内竟有四篇高质量论文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引发了国际物理学界瞩目。其次是需要他的专业。上级安排他领衔金属物理研究,是要服务于当时相当显赫的东北重工业的。
2018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副刊有文章提到,抗战胜利后,知识精英分三批奔赴东北:第一批是教育家,他们建立了若干高校,恢复了东北大学;第二批则包含了一群响当当的自然科学家;第三批主要是社科文艺界专家。文章里提到,1952年前后来到长春的有数学家王湘浩、金属物理学家余瑞璜、光化学研究先驱蔡镏生、“中国量子化学之父”唐敖庆、中国无机化学奠基人之一的关实之、中国生物化学开拓者之一的陶慰孙,等等。
除了余瑞璜和郑建宣,物理系还有以下名师。霍秉权,毕业于中央大学,曾在清华任教多年,担任物理系主任、代教务长,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研究,是我国首批从事宇宙射线、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
芶清泉,毕业于中央大学,曾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任教,是原子分子物理及高压物理合成理论研究专家。
黄振邦,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中山大学任教,是实验物理学家、真空学专家。
高墀恩,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是理论物理学家。
解俊民,毕业于浙江大学,来自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曾经留美,是磁学专家。
吴式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理论物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朱光亚,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曾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任翻译,是核科学家。后来负责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两弹一星”元勋。
稍晚两三年,高鼎三也加入了物理系。高鼎三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学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北人大物理系的组建,体现了计划体制办学的特点——资源配置非常迅速。苏联专家M.F.莫洛佐夫在东北人大物理系工作(1956年)左起系副主任吴式枢教授、郑建宣教授、莫洛佐夫、霍秉权教授、系副主任芶清泉教授当时,来自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一、二年级的学生52人,到长春东北人大物理系升读二、三年级。大四学生暂缺;大一新生则是新招,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5区共招收新生111人。东北人大物理系毕业留影(1957年)前排左起郭文岩副书记、温希凡书记、郑建宣教授、高鼎三副教授、唐立仁副教授、高墀恩教授
激情创业
草创之初,东北人大物理系最高只有三年级,分不出更细的方向了。教授们不管原先专长如何,一律先上基础课。系里只开设一个教研室,即郑建宣为室主任的普通物理教研室,其他则为教研组等。1954年初,物理系筹备建立金属物理专门化(当时模仿苏联提法,大致为今天的“专业”),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开设课程、建立实验室等。于是,这年2月,郑建宣为首届毕业班开设X射线金属学专题讨论课。下半年,面向1955届学生,正式设置X射线与金属物理专门化,郑建宣为此开设金相学、金属物理、金属理论三门专业课程。相关配套实验室在1953年即开始筹建,包括X射线、金相两个专门实验室。难点在于缺乏设备。于是大家找来一本来自苏联的相关图书,按图索骥,能找则找,找不到就动手做。教授、副教授们均留学欧美,不熟悉苏联的实验室模式,甚至没有去过苏联,只能如此。余瑞璜带来两个技工,组成了技工室,照着教授们绘制的图纸自制设备。缺酒精灯的,用玻璃墨水瓶改造;缺螺丝刀的,把铁钉砸扁、磨平即得;缺实验台的,临时去教室搬课桌。有时人手不足,缺某个通用零部件,教师自己就去跑市场。讲师唐立寅已年长,在东北地质学院借到一台仪器,二十多斤重,自己扛回来。教授、副教授还经常充当实验员,加班加点干到晚上十二点,很是常见。东北就学时的陈佳洱
陈佳洱,1934年生于上海,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曾短暂留校任助教。后于次年夏奉调北京大学,任教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曾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1993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99年12月至2003年12月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陈佳洱院士回忆说:“1954年毕业留校后,余瑞璜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要我和哈宽富老师一起建立一个X射线金属物理分析实验室。那时候我是助教,他是讲师。我俩配合很默契,在短短一年里,硬是把实验室建了起来,开出了八个实验项目,包括X射线单晶分析、劳厄斑点分析、X射线多晶分析、X射线工业探伤等。这些实验我们自己过去都未做过,都是一个个边学边干地排出来,然后提供给四年级学生做专门化学习。”实验室建设取得了成功。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廷燧曾对郑建宣的儿子郑志鹏说:“你父亲的实验室很齐全,和我们沈阳金属所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一起做出了许多高水平的工作。”李薰、郭可信等著名院士专家对郑建宣的实验室及科研成果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在课程与实验室之外,X射线与金属物理教研室相应成立,负责开设金相学、金属物理、金属理论这三门专业课程,以及管理专门化实验室。郑建宣为该教研室主任。另外,郑建宣还主持了物理系力学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在此前后,高等教育部见势头良好,加大了对东北人大物理系的支持力度。1954年5月24日,高等教育部综合大学教育司来函称,根据几个重工业部门对科学干部的需要,初步考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东北人大物理专业设置下列专门化:1954-1955年度设置X射线与金属物理专门化;1955-1956年度增设光学专门化和磁学专门化;1956-1957年度增设理论物理专门化和固体物理专门化。1955年,X射线与金属物理作为物理系的一个专门化正式成立。可以说,余瑞璜和郑建宣创建了东北人大物理系第一个专业,是全国高校金属物理专业的开山鼻祖;他们领导建设的金相实验室是全国第一家;郑建宣为此开设的X射线金属学课程也是全国第一个。这个新专业很快熠熠发光,将近一半的物理系学生被划到了该专业。1955年5月6日,学校给高等教育部发函请示物理系三年级(1952级)各专业学生拟按名额分配情况,高等教育部复函称:同意物理系三年级学生自1955-1956学年上学期起,分为X射线与金属物理、磁学、光学三个专门化,学生人数可按4:2:1分配。与专业平台建设相伴,物理系一方面取得了不小的科研成果。1956年9月,物理系半导体物理实验室、X射线实验室、热处理实验室、金相实验室、低温实验室等已达到国内前列水平。这一年,郑建宣在指导学生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提出将粉末样品封入抽成真空的玻璃管内,在600℃以下保温后淬火。此方法由学生试验成功,操作简便可靠,至今还在沿用,适于许多种合金粉末的淬火处理。1958年,郑建宣有两篇关于三元合金相图的论文发表于《物理学报》。另外,他在“金属与超格子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高,在金属内耗、X射线单光计、多光束干涉、磁畴、高真空等课题上体现了优秀的科学品质。另一方面,物理系也取得了丰硕的育人成果。一是培养本系研究生。1953年9月,东北人大首次正式招收研究生16人,其中物理系、化学系各5人,为三年制。至1965年,物理系先后招收了7届研究生,共培养研究生32名,当中有数名是郑建宣亲手培养的。系里设有专门实验计划组,郑建宣后来担任组长。该组和特殊实验计划组的主要任务是在系主任的领导下,研究、制订研究生的教学计划,筹建专门实验室。二是带动学者交流。东北人大物理系的这个特色专业先后吸引了国内数所高校的十余名教师前来进修,通常进修期为一年。时间长的如兰州大学的聂崇礼教授待了两年,时间短的如南开大学助教母国光(后为南开大学教授、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待了半年。三是促进年轻助教成长。物理系虽然有重量级的教授、副教授,但一般教员仍然奇缺,需要一批助教。当时助教队伍的12人多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本科毕业生,其中有3位毕业于机械系,4位毕业于物理系,有5位甚至是三年级提前毕业的学生,他们迫切需要锻炼成长。于是,物理系制定了培养青年教师的五年计划,建立了以余瑞璜、霍秉权、郑建宣和高墀恩为核心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实施课程设计、青年教师进修、研究生培养计划等。教授、副教授们分担任务,每人指导若干青年助教。培养的第一阶段,助教按照计划阅读指定书籍和资料,随学生听课。若自己将来要讲某门课,就要来跟班做课程辅导员,并指导学生实验。第二阶段,精读相关著作,通过研究教纲、参与讨论和编写讲稿、试讲等环节,深入研究每一章的重点,明确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对于那些提前毕业的青年教师,系室领导还安排他们补专业课,跟学生一起学习。往后,他们上习题课之前,必须听主讲教师亲自讲授的习题课。他们的讲稿要经过主讲教师审查,他们登台之前须经过试讲,由系室领导把关。郑建宣教授(四排左一)在观摩教学(1954年)年轻助教冯致光,1952年从金陵大学毕业,聪敏好学。郑建宣反复聆听他试讲,给出改进意见。1953年11月26日下午,在一场题为《色散现象:相速、群速与波前速发》的教材研究报告中,郑建宣教授与冯致光一并登上讲席,真可谓是手把手来教了。经过郑建宣的精心栽培,冯致光成长很快。到1953—1954学年下学期,他被批准开光学课程,成为系里第一个可以独立教学的年轻助教。后来,冯致光还担任过物理系教研室主任。再后来,他被调入南京大学,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青年教师冯致光试讲朱光亚(右二)、郑建宣(右一)、芶清泉(左一)把关审查(1954年)另外,相关材料还显示,单单在1954-1955学年,X射线与金属物理教研室举行了九次报告会和讨论会,帮助青年教师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开阔眼界,为系里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问渠那得清如许”?在东北人大物理系,郑建宣和同事们实现了自我,也奉献了自我。当时,郑建宣除了参加创系和指导年轻教师,还为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分子物理、光学、力学、电学、原子物理、X射线金属学、金相学等课程,并亲自编写各门课程的讲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捡起合金相图的研究,使用X射线衍射法,并不断改进实验技术。根据工作需要,他还开始学习俄文,从字母学起,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可以阅读俄文专业书刊,翻译了苏联科学家福里斯与人合著的权威教科书《普通物理学》的一个章节。晚上,他和其他教授一样,经常到学生宿舍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绝无上下班时间、加班补助之类的考虑。无怪乎当时在念初中的郑志鹏总是觉得父亲一天到晚都在忙。长春的冬天,最冷时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郑建宣过去生活在南方,怕冷,每次出门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戴一顶大皮帽和一个大口罩,而后是在风雪中夜归。郑志鹏记得有一天深夜他给父亲开门,发现父亲因呼出的水汽在眉毛结霜,已变成白眉老人了。确实,郑建宣那一拨物理系创业者,盛年经历了战乱,如今好不容易迎来和平时光,大家都惜时如金。系主任余瑞璜的一份工作总结形容得好,“从十几岁的青年练习生到须发斑白的老教授,个个都是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进行工作;全系每个角落都呈现着劳动竞赛的新气象。”(吉林大学档案馆,东北人大档案9-45卷)余教授除了在东北人大当物理系主任,还在哈尔滨军事科学院当教授兼科研处处长,在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兼主任,此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长春市的主任委员、东北人大分部的主任委员,还是吉林省的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郑建宣除了担任物理系教职,还在1955-1956学年任校自然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工会东北人民大学基层委员会主席;1956-1957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自然科学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物理系工会主席、长春市政协委员等职。
工作生活
在大连工作期间,郑建宣没有带上家眷,孩子们生活在桂林。到长春以后,郑建宣见情况稳定下来,西大也面临拆并,于是将夫人王耀珪和4个孩子即14岁的次女郑韵芝、12岁的长子郑志鹏、11岁的次子郑志坚、6岁的三女郑韵兰带到身边。家中老大是19岁的长女郑韵萍,已经在武汉念大二,算是离家独立了;幺女郑韵蓉尚在襁褓,郑建宣担心东北太冷,将她暂寄在广西全州,由外婆照料。1952年11月初,王耀珪带着四个孩子从桂林出发,经武汉、北京抵达长春。此前大家住在广西,习惯了气候温润、四季常绿,如今骤然面对大东北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环境,感到新奇而兴奋。只是没料到,东北天气比桂林冷太多,白天最高气温也不过2摄氏度,夜间则降到零下10摄氏度,到12月份甚至能降到零下30摄氏度。路过北京时,王耀珪听闻东北很冷,于是给孩子们添置了御寒的鞋袜和衣物。到了长春才发现,华北与东北的冷还不在一个档次上。北京的棉帽禁不住长春的北风,北京的鞋子到长春像透了底一样,锥心的寒气直往上钻。她只好按照东北的标准在长春重新添置,一个盖耳朵的厚毛帽子一块多钱,一双厚底东北棉鞋也是一块多。小孩子适应力强,没多久也就扛住了东北的严寒。东北地区经济发达,物资充裕,郑建宣的工资也高了一截,全家人的生活明显改善。在三女儿韵兰的记忆里,东北的生活自由而快乐。当地小学放学得早,下午三四点,天还不怎么黑,就可以回家了。她于是跟妈妈到大公司购买鸡鸭、猪肉和高级奶糖,还可以帮妈妈提篮子。离开桂林一晃五年,寄养在全州岳母家的小女儿韵蓉到了上学的年纪,大女儿韵萍在父母叮嘱下,到全州接小妹。韵萍在全州住了几天,跟小妹混熟了些,便动身带小妹北上。在那个秋天的夜晚,舅妈曹颖和表姐李丽珍、蒋荣芳将两人送到全州火车站。月光下,大家看到韵蓉紧紧地攥着舅妈的衣服不松手,不停地用全州话哭喊:“嬢!嬢——我不去东北……”火车要开动了,舅妈只好掰开韵蓉的小手,让韵萍将她抱进车厢。伴随着哭声,列车往北消失在茫茫夜幕中。这一晚,孩子的外婆、舅妈、表姐都没有合眼。几天后,她们接到了东北报平安的信,得知韵蓉逐渐适应下来了,才放下心来。孩子总归是要回到父母身边的。在东北长春,这是一个父严母慈的传统东方家庭。父亲郑建宣,在外工作异常忙碌,在家不苟言笑,很少有机会过问孩子的事情。而孩子当中有谁做错了事,他的批评却十分严厉。到了关键时点,例如学期结束,他还会过问孩子们的成绩,每个孩子都要“过关”,拿成绩单给他过目。如果成绩好,他不会说很多表扬的话;如果成绩不好,他则要问个水落石出。对于同事和学生,郑建宣却总是笑脸相待,颇见密切和融洽。物理系的吴式枢老师当时才三十岁左右,刚从美国回来,还没有成家,父母在台湾,弟弟在美国。于是,吴老师经常来郑家做客,给郑家孩子送礼物。每年春节,郑建宣都会邀请吴老师到家里吃年饭安抚他的愁绪。实际上,“每逢佳节倍思亲”,郑建宣自己何尝没有愁绪呢?长春到广西,迢迢三千千米,交通不便。这边是一大家子人,动身不易;那边的白发翁媪更不能背井离乡来承受天寒地冻……未来怎么办?他自己也难以确定。物理系青年教师朱光亚也来过郑家。据郑志鹏回忆,他读高中时第一次见到朱光亚。那一次朱光亚到家找郑建宣,在门口恰遇粮站工人送来一大袋米,他马上帮工人一起抬米进屋。郑建宣告诉郑志鹏,帮抬米的那位就是朱光亚教授。郑志鹏一看,这位好年轻的教授,个子高高的,英气十足。郑志鹏参加工作后,在某次物理学会议上遇到了朱光亚,他向朱光亚介绍自己是郑建宣的儿子。朱光亚很高兴,问他在哪里工作,父亲身体怎样,态度非常亲切。20世纪80年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成功,朱光亚曾经前来参观,听说是郑志鹏负责北京谱仪,他特别高兴。之后不久,李政道先生建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朱光亚、郑志鹏都是该中心学术委员,两人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时常谈到郑建宣在东北人大时的情景。此外,朱光亚对于郑志坚的工作也十分关心。郑建宣还曾向儿子介绍刚刚留校工作的陈佳洱,夸赞陈老师学习如何优秀、品格如何好。有一个星期天,郑建宣指着一个瘦削但显得十分精干的年轻人对郑志鹏说:“他就是陈佳洱,你要向他学习。”郑志鹏参加工作后,在科研上曾与陈佳洱有交集,他发现陈佳洱不但学问好,而且为人十分谦虚,的确是学习的对象,不禁佩服父亲深远的察人能力。确实,郑建宣很注重以身边的人事来教育子女。孩子们懂事后,郑建宣逐渐放低姿态,和孩子们平等谈心,带他们去参观物理系实验室,向他们展示最先进的科研仪器,演示有趣的物理现象。后来,志鹏、志坚都投身物理研究,女儿也多从事与科技相关的工作,这无疑是父亲积极熏陶、影响的结果。家庭女主人王耀珪则具体负责孩子们日常生活学习。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慈母,即使孩子们有错,她也会注意批评的方式方法,从启发入手,保护孩子们的自尊心。郑志鹏记得自己刚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因放任自流,学习成绩明显下滑。母亲没有大声指责,而是开导他说:“你已是初中生了,应该知道为什么而学,更要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不能再靠大人管了。”她让志鹏利用暑假时间,把不懂的课程复习一下,争取下学期有进步。这温和而郑重的提醒,让志鹏感受到了不一般的分量。在父母的督促、引导下,郑家几个孩子学业顺利。1956年,次女郑韵芝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那是北京当时大名鼎鼎的八大学院之一。1958年,志鹏、志坚哥俩一同考上了新设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入读近代物理系。初中毕业时,志鹏获得过长春市“最优等生”奖章,高中毕业时获得过“优秀毕业生”奖。家长席上母亲的笑脸,令志鹏倍感温暖和鼓舞。1958年全家合影左起:郑韵芝、郑韵萍、王耀珪、郑志鹏、郑韵蓉、郑志坚、郑建宣、丰惠(郑韵萍的同学)、郑韵兰郑建宣在东北安顿、发展家庭,逐步磨合工作,在事业上取得了成绩,没料到在1958年55岁时,竟再度面临家乡广西的召唤——广西大学要在南宁重新开办,急需人手。东北人大这边闹起了“本位主义”:常务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十分惜才,不肯放人。匡亚明是老革命出身,敢拿主见。高等教育部曾提出调动芶清泉到人才稀缺的四川大学,芶清泉看来是乐得返乡,但匡亚明回复黄松龄副部长说:“我们忙,走不开。”1956年2月,高等教育部曾经通过中共吉林省委,要把郑建宣调到新设的内蒙古大学任物理系主任,匡亚明也是拼死回绝。然而此次,压力非同小可。广西方面多次催促,高等教育部连连发报。某天晚上,匡亚明来到郑家说:“郑教授,我们是舍不得放你,顶了几次。但这次看来是真的顶不住了,高等教育部‘三道金牌’都下来了,东北人大看来只能忍痛割爱了。”此时,郑建宣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当初颠沛流离,如今好不容易落了脚,事业有了些眉目,却突然要离开,实在舍不得这里的同事、学生和实验室。另一方面,他热爱和思恋家乡,感激家乡和西大的栽培。虽然家乡的条件落后于东北,但自己是广西人,总是要归根的。最终,郑建宣怀着依依不舍的深情,离开了工作五六年的东北人大。在欢送会上,听着同事、学生们倾诉惜别之情,他落泪了。从长春返回广西的途中,郑建宣在北京停留,为长女郑韵萍和女婿周锡令举办了婚礼。周锡令是郑韵萍的大学同学,他后来成了国内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专家。郑建宣走后不久的1958年8月,东北人大改隶吉林省,更名为吉林大学。吉林大学一直没有忘记拓荒者的功绩。2002年,吉林大学物理学院举行建院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郑志鹏以郑建宣家属的身份应邀参加。会议很隆重,会场上悬挂了包括郑建宣在内的物理系开创人的巨幅照片,会上多次提到他们的贡献。郑志鹏听后,不禁感慨那个壮怀激烈的创业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本文摘自《传承——郑建宣、郑志鹏父子物理学家传》
编校 | 周淼排版 | 于跃审核 | 杨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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