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研院少部分当选院士得票数排名不能说明候选人水平高低

萧十一郎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以主持学术机关当选院士的有朱家骅、姜立夫、李书华、叶企孙、周仁和袁贻瑾等6人。

　　其中尤以中研院时任院长朱家骅的当选所遭訾议颇多。朱家骅仅靠着两篇博士毕业时代的论文以“研究家”名义当选院士，招来非议恐怕实在是不冤枉。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著作目录上，姜立夫只有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上那篇用矩阵方法改写并发展了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论文。李书华仅有1922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叶企孙仅仅有1921、1925年发表的学生时代的两篇论文，因为回国后叶企孙“即不研究特别问题”了。周仁仅有1915~1937年间发表的3篇文章。袁贻瑾有5篇论文。虽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病态的看重论文的数量，但是从院士的角度来衡量的话，怎么说也是有点太过于寒酸了。

　　尽管有着这些瑕疵，但不管怎么说民国第一批院士毕竟是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的，在国内学术界至少是开宗立派者，毕竟以从事科教领导岗位当选的是少数。等到了1955年的时候，那些学部委员则完全没有经过学界的评议，而是完全通过推荐和协商手段‘选’出的，是典型的政治和权力的产品，因此其中夹杂了不少派到科教部门工作的党政干部。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开幕。蒋介石、何应钦等政府要员，张伯苓、吴贻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参加了开幕礼。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后来回忆：“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了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了。”


　　作为院士代表的胡适在发言中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在这新旧政权的更迭之际，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政府都对中国这批最顶尖的学人们展开了争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傅斯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地下党等途径展开争取。1949年4月24日，在院长朱家骅主持召集的院务会议上，中研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仅仅在会后不久，许多研究所就改变了初衷，拒绝迁台。功败垂成的朱家骅于25日乘飞机黯然离开上海，飞往台北。

　　国民党败退大陆后，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胡适、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袁贻谨、吴大猷、吴稚晖12人，在国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林可胜、赵元任、萧公权、李芳桂、汪敬熙、吴宪、陈可恢等9人。其余（除萨本栋等人去世外）均留在了大陆，只不过少数之人伴随荣耀，更多的则是饱受迫害，酸甜苦辣个中滋味不同，绝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更是定格在1949。

　　1949年初，被蒋介石派专机从北平接到南京的胡适与傅斯年一起度岁。他们相对凄然，一边饮酒，一边背诵晋代诗人陶渊明所作《拟古》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吟罢，两人均潸然泪下。

　　1949年4月，中央研究院在大陆成为历史。